所有头衔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工程师

　　关于国家的“位置”，倒是戚发轫常常思考的问题。在近日中国科协夏季科学展上，他还不忘拿出一组数据来说明中国在太空领域发展的“位置”——“天上有1000多颗卫星在工作，中国有100多颗，占十分之一”。

　　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过，中国航天之所以有如此成就，很大程度上因为有年轻且有奉献精神的科学团队。根据戚发轫的统计，美国在1969年登月时，其研究团队的平均年龄是28岁，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42岁，而俄罗斯60岁以上的航天研究人员占到40%，反观中国，我们平均年龄35岁，非常有潜力。

　　但戚发轫担心：等这一拨儿年轻人成长起来后，会不会出现断层，换言之，将来会不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了？

　　60多年过去，戚发轫仍记得刚上大学时迎接新生的横幅上写的话：“欢迎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。”那时的他作为一名工程师，“感到光荣”是发自内心的话。至今，在所有头衔里，戚发轫最喜欢的还是工程师。

　　科学家的责任在于发现没有发现的东西，进行“原始创新”，而工程师的工作是将科学家的发现与技术家的发明集合成一个工程，进行“集成创新”。戚发轫说，很难想象，一个社会没有工程师就像“没有临床医生”，搞了那么多研究，写了那么多论文，面对病人却束手无策。

　　然而，如今谈起工程师，多少感觉有点“低人一等”，比如，高级工程师只有加上教授级或研究员级才能算正高职称，而越来越多的孩子从事经济、法律、金融，学习理工科的人越来越“稀缺”。

　　时代已变，在戚发轫成长的年代，“国家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”，而儿孙这代人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志愿。

　　但孩子们选择的真的是自己喜欢的、感兴趣的吗？戚发轫以为不尽然，就像很多人不了解工程师是干什么的一样，不少年轻人对于选择也是在随波逐流。

　　他感慨“现在小学生太累”，围着考试、升学率团团转，却单单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，“你如果问他喜欢什么，他说不出来就直接问他妈”。应试教育下疲于奔命的结果，只是终于盼到大学的“解放”,然后进入另一轮“被选择”。

　　戚发轫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载人登月，他也相信，总会有一些年轻人像他一样，能够实现航天梦想。（邱晨辉 郑雅楠）